金融资本全球化注定“双输”，生态文明正当其时

　　金融资本全球化注定“双输”，生态文明正当其时

　　作者:友成基金会

　　
友导读

　　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战争和危机就一直伴随其中。产业资本阶段的全球化引发两次大战，其本源是产业资本“在国化”条件下的生产过剩，导致产业资本全球化的解体。接着是金融资本全球化，伴随金融危机的连续爆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双输”局面。

　　对此，著名学者温铁军教授以历史和全球的视角分析了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重重危机，明确指出：我们不可按照西方指引的方向走，不仅经济上不能，政治上也不能。温铁军教授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特色的中国经验，正是“无限责任政府与均田免赋”“双稳态结构”等优势，尽管我们遭遇生产过剩的“危”，却转化成了三大平衡的“机”。

　　注：本文根据温铁军教授的著作《告别百年激进》相关内容整理，未经温老师本人审阅。诚邀您关注并共同思考。

　　生态文明的序曲：全球危机

　　01 中国双重输出及成本转嫁

　　在20世纪末，我国就已经出现生产过剩了，开始进入大规模投资拉动。

　　但是问题在于，中国所谓工业文明时代的发展，实际在是在做“双重输出”。中国像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向发达国家输出原材料和一般商品。那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是我们把所得到的贸易盈余，再返回到西方国家资本市场去做资本投资。于是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越多的贸易盈余，就越多向西方资本市场投资，导致西方国家越多的贸易逆差也就越多的资本顺差。中国变成了美国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国，同时又变成了美国第一大债权国。

　　但是，我们不要天真地以为，你向美国做的第二重贡献，向对方市场投入大量资金是可以拿回来的。这个道理请大家注意，不同的视角下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老百姓会说美国这根本就想赖账。但对金融投资者来说，这只是一个买卖。

　　但中国作为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这就意味着，我们用国内非常短缺的资源向外国出口，出口的是资源环境的租。我们把资源环境过度开发了，造成国内环境严重污染，然后我们去出口，出口换得的却是我们还得送回去的投资。整个结果是一个负收益。

　　更不利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竞争着向西方出口。我们在国内竞争着向西方出口这么多低附加值的产品，还得压低国内劳动力价格。这就等于我们出口了社会租，或者叫做劳动者租、劳动力租。于是，在中国各种各样的劳务派遣公司大行其道。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现有的双重输出结构，对内造成双重负债——社会负债和环境负债；对外，如果我们不能做到双重输出，那意味着我们跟所谓国际社会主导国家的关系也就很难再维持。

　　中国现在的出口形成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微笑曲线表明，出口的收益两端在外边，两头在外其实就是高收益都在外边，我们只能在下巴颏上，下巴颏往往贴近于零值，也就是我们的出口其实是没有收益的。我们的出口竞争力，取决于国家以全民的当期税收，或者以未来的预期税收来补贴了外国消费者。这又是一个不那么让人高兴的现实。

　　这种方式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效果：当我们的沿海出口加工企业生产最终产品把利润摊薄到零以下，那这个产业的上游是不是跟着也得把利润拉下来？为什么我们现在整个实体产业投资不行？一方面大量的金融是过剩的，另一方面它却不往实体产业里投。因为产业利润下降到平均利润以下很多。而金融投资至少是追求社会平均收益率的。当金融投资获取的收益明显大于实体产业的平均收益，于是金融析出，不向产业投资。这就是微笑曲线长期化的结果。

　　金融相对过剩的条件下，金融资本和地产资本紧密结合乃是必然结果。于是乎，2009年全球危机爆发以来，大量过剩投资涌向房地产，导致地产价格不断攀升，地王迭出，同时房价上升，房价的升值速度远快于任何其他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纷纷涌向房地产市场。击破房地产泡沫的那个扳机(trigger)在哪？

　　现在大家都知道要破，也都担忧着，但谁都捂着不动，这就是恰恰危机爆发前夜的社会公众心态，一旦危机爆发，所有人全都大呼：当年房价高的时候我就怎么没出手卖了？然后房地产市场会一泻千里，连带发生大量的银行坏账。

　　这些很经验的过程，为什么学术界不表达出来？因为大量的资本利益集团上下其手获利颇丰。而在这里边跟着翻云覆雨的人，当然就不愿意把事情说清楚。

　　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状。我告诉大家：危机是可能发生的。因此，乡村振兴、生态文明、三农问题也就特别有现实意义。

　　02 西方的转折

　　分析国内，我们再把目光看向西方。

　　20世纪80年代之前，西方是产业资本为主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80年代因为产业资本下降，下降的产业向外移出的时候，就由产业的海外收益和国内的资本市场直接结合了，西方这时候发生了历史转折，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的新意识形态叫做新自由主义。

　　但请大家注意，二战以前，在经济危机冲击下，西方只有美国和德国立于不败之地的，但他们都不是自由主义的。二战中，这两个国家主义的国家打起来了，最后美国人联合了第三个国家主义的国家——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才打败了德国。于是，战后形成了美苏的双寡头地缘政治。

　　战后，美国储备了世界60%以上的黄金，发行世界70%以上的货币。因此美国1944年就召集全球44个国家签订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各国货币只要按一定汇率换成美金，美国承诺美金随时都可以兑成黄金。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涵，它客观上确立了美国在战后西方世界的所谓世界中央银行地位。美国对西方世界发行货币，那就有铸币税，就有发行货币的收益，当然美国就有了领导地位。

　　但资本主义的麻烦在于，各国都直接用美元结算了，境外美元不回流美国市场。于是美国就得超量发行货币，单方面撕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把美元和石油挂钩。因为有石油作为它的后盾，美元可以大量增发。

　　当美国的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集团，可以靠资本领域的交易来获利的时候，就把产业移到发展中国家，占有那里的劳动力剩余价值。于是美国海外收益增加，金融资本阶段的上升由此开始。

　　03 南北双输局面

　　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客观上是双输。

　　发达国家资本到发展中国攻城略地，占有战略性产业。而美国制造出的大量的过剩资金流到石油和粮食市场上，短期就把价格炒得很高。不仅造成生活成本上升，也造成企业成本上升，引发通货膨胀。这是一种输。

　　而且，因为美国量化宽松是左手增发货币，右手增发国债，增发的货币直接买增发的国债，于是，金融资本泡沫化。最终的结果是当发展中国家垮的时候，美西方也会垮，这就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双输结局。

　　当看到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就自觉地不嫁祸于人了吗？不，资本从来是短视的，资本主义并不会有这种自觉性。我的解释框架使用了部分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计算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结果就发现，美国建议中国尽早开放资本市场，尽早本币自由兑换。这些建议都其实不是积极的、向好的建议，而是一个使你尽快早输的建议。

　　04 社会成本“上得去下不来”

　　众所周知，我们不可按照西方指引的方向走，不仅经济上不能，政治上也不能。

　　只要看看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就会发现，他们大部分接收了西方留下的上层建筑，因此必然反作用于本国的经济基础。结果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再也无法形成综合竞争的国力，只能继续卖原材料。这就是最典型的发展陷阱。

　　而现在美西方同样困境重重。奥巴马在担任美国总统时，喊出了“we can make a change”的口号，想退回到产业经济上。结果依然是，在金融资本阶段的美国“上去了就下不来”。举个简单的例子，金融从业人员这个群体的消费一定是大大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这个群体所追求的也是大大超过社会平均收益的收入。高收入从何而来？当然是靠金融投机！这和实体产业有关吗？既然无关，能用金融资本的运作方式去为实体产业服务吗？当然不能。所以，美国经济结构自从高度化以来，“上去就下不来”。

　　中国特色的中国经验

　　01 无限责任政府与均田免赋

　　西方的政治制度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它的好和坏，不是我们在价值观上是不是愿意能接受，而是它的巨大成本你是不是打算支付。

　　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请注意：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保留了原住民文明的国家。在长达几千年漫长的国家政治文明中，中国形成的政府在内涵上完全不同于“国龄”过短的西方政府。

　　西方国家都是有限责任政府。因为是有限责任，所以美国政府可以停摆，拿到钱我就开门，拿不到钱我就关门。美国底特律连警察都可以罢工，满大街社会犯罪也不管了。

　　而在中国，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有过严重的财政亏损时期，甚至长达10年经常发不出工资，政府不还得照样“五加二白加黑”？当时我们财政发不出工资了，学校、医院、政府的工作人员照样得上班，照样得干活。所以，中国的政府叫做无限责任政府。

　　我们现在经济基础领域把大量的公司改成有限责任公司了，但我们对应的上层建筑还是一个无限责任政府。

　　因此，从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体制的本质来说，第一，西方的政治体制成本过高，我们支付不起；第二，西方的政治体制叫做有限责任政府，而我们不可能把中国几千年政治制度史上形成的无限责任政府改成有限责任政府。而且中国没有再搞殖民化的可能。

　　在对东西方两大历史进程中构建的解释逻辑做解构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至少在五百年前，出现了一个世界大变局，那就是因为中国长期向西方出口，导致西方的赤字危机、白银战争，并对西方走向殖民化形成压力。

　　当然，教科书对这段历史的解释是因为中国闭关锁国，所以落后挨打。实际上，“闭关锁国、落后挨打”这8个字是人家打了我们以后给我们留下的，变成了我们的意识形态。而可悲的是我们的近代史几乎所有的研究就都围绕着这8个字展开。

　　其实那就是胡说！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一个贸易盈余的国家。1840年之前，中国的GDP占全球28%，比现在高多了。当时中国的人口是全球人口的17%-19%。中国的GDP占比大大高于人口占比。当时中国把白银作为货币，曾经占有全球60%的白银。所以，别以为GDP上去就站住了，当时中国挨打的原因恰恰是因为贸易盈余太大、出口太多。

　　因为中国长期对西方的贸易顺差太大，而西方那时候也没什么可以贸易的，于是鸦片战争就开始了。西方列强用鸦片贸易的方式才使中国出现了贸易逆差。

　　在1870年前后，贸易逆差发生的同时，是中国的上层建筑鸦片化，官员、军队、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都抽鸦片。其中的核心是当时军队的鸦片化，于是军队几乎没有战斗力了，一次一次挨打。

　　在殖民化时期，我们没有打出去，而是被打了。到工业化时期，在产业文明时代，中国想学习西方按产业文明时代的路走，同样走不成。中国人太多，不能对外搞殖民化、大量输出人口，学不了西方。

　　而恰恰是中国走不了西方的路，才在近代以来，出现了一次本土化的重大制度改变，叫做“耕者有其田”，也叫做“土地革命”。20世纪上半叶，中国打了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最终形成了土地平均分配。这是几千年以来中国农民的基本诉求。

　　中国大陆率先进行的土地革命引起了重大影响，后来整个东亚都全面实行了均田制，因此东亚进入稳态社会。

　　02 双稳态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

　　当代中国形成的两个稳态结构，是国家稳定的基础。

　　在经济上，从土改开始，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小有产者群体（小资产阶级），下层阶级占总人口的60%。

　　近些年，我国从小资基础上，产生了中产阶级（中资群体）。这个群体占总人口的30%。中国国有资本在总量占比最大，但占有国有资本及其收益的支配权力的人很少，而且因为国资高度政治化，因此它不属于一般意义的富裕阶级。

　　中国社会结构可以分成小资、中资、大资，这是个金字塔稳态结构，稳在哪？稳在没有赤贫。如不信，你可以到印度去看看：印度30%的农民无地，无地就是赤贫，再加上种姓制度、部族制度，当然这个国家的结构就不稳。

　　我们大量做发展中国家调查研究，知道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远比一般高校教师能给学生的知识要真实得多。

　　03 承担无限责任的表现：三大差别再平衡

　　中国在出现三大差别（区域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的情况下，因为中央政府仍然承担“无限责任”，所以出手做了再平衡的战略调整。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造成外需下降，1998年中国发生了生产过剩，因此开始大规模启动国债投资。这有很重要的三大差别再平衡作用。

　　1998年发生生产过剩的时候，中央政府陆续出台了区域再平衡的战略：第一个大战略是西部大开发，投资3万6千亿，国债占三分之二；第二个大战略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投资接近3万亿，70%以上国债；第三个大战略叫中部崛起，又是接近3万亿投资。

　　接着，当2008-2009年西方经济危机爆发时，我国西部地区GDP增长一片飘红，东部地区则属蓝灯区。这说明我国区域再平衡战略取得成功。

　　实现区域再平衡之后，接着是缓解城乡差别。中央在2001年接受三农问题的政策建议，确定三农为国家战略重中之重；随之在2003年提出要加强三农投入；接着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并在8年期间投入7万亿元。这些投资基本上使得农村中所有的社会开支得到低水平全覆盖，农村中的低保做到全覆盖，农村中所有孩子上学免费，农村医疗报销也有了。农村“五通建设”(通路、通水、通电、通电话、通宽带)接99%。这就是城乡再平衡，并使得很多农民现在不愿意要城市户口了。

　　在把区域和城乡两个差别都平衡了，接着就是就平衡贫富差别了。这是历史责任，也是中国这种无限责任政府必须做的事情。

　　平衡三大差别是无限责任政府的投资目标。世界上只有我们国家才敢承诺。其他国家哪一国能做得到？

　　而且这三大平衡的战略投入，短期都不挣钱。例如西部开发投基本建设，往农村修路，怎么可能收到钱呢？所以，农村基建只能由国家来投资，只能让国企干。有人会说农村基建为什么不给私人老板？问题是私人老板愿意干吗？再比如电力，往农村送电，中间的电力损耗很大，如果是市场经济，加上损耗农民应该交的电费是市民的三倍。但是，国家强制规定城乡电力同价，农村不许多收一分钱，电网公司亏着也得往农村送电！

　　这种做法的好处在哪？在国家利益上。举个例子，这种国家主动投资，不仅是农村实现了五通，而且当我们国家遭遇到全球经济危机打击的时候，对农村的基本建设投资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对抗危机作用。2008年全球大危机爆发，世界各国的GDP都下滑，中国却实现了V型反弹。例如，我们把原来补贴外国消费者的出口退税13%，转为补贴农民户口的消费者。一年之内，我国农民的百户彩电拥有率就达到104台。这个危机应对政策高度有效，一下就把出口转成内需了！

　　复兴乡村，建设生态文明

　　中国在21世纪这个关口上，做了重大战略性的调整：没有按照主流给的方向激进地走向金融化和全球化，而是转向三大差别的再平衡战略调整。结果是中国尽管遭遇生产过剩的“危”，却转化成了三大平衡的“机”。因此我们维持了十几年的投资拉动增长。

　　不过，投资拉动是个单行道，上去了就下不来，是否能够延续得了不在于谁的主观因素。中国下一步能否继续维持投资拉动增长，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否还有投资空间。

　　现在中国除了区域再平衡，城乡再平衡、贫富再平衡等国家战略之外，还可以再提出一个城镇化，用城镇化战略去给县以下的三万个城镇做基本建设投资。

　　也因此，我们应该感谢秦始皇。如果没有当年秦始皇帮我们完成超大型大陆国家大一统局面，我们就没有内陆纵深，投资拉动就会中断，只要一中断，以前所形成的全部债务就会暴露，那就是金融危机。

　　现在，中国还有投资拉动增长的机会。国家的战略性投资，当前主要是城镇化，从整体上考虑，应该纳入三农投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所强调的社会化的生态文明，就在于动员社会各个阶层广泛参与。

　　那什么是生态文明的最本质内涵、唯一内涵？就是生物的多样性、自然界的多样性。

　　生态文明和产业文明最大的不同是，产业文明因产业作为一种资本，它只有把人类资本化为人力资本，或者说资本化为劳动力要素，才能由产业资本来占有人力资本或劳动力要素的剩余价值，这叫产业资本对社会文明的要求。而生态文明时代和产业文明时代最大的不同就是，人不应该再作为产业资本所对应的越来越“去人化”的劳动力。

　　在产业资本阶段(或者叫产业文明阶段)的教育，是制式教育。全国齐步走，使用统一的教材，制式教材的体系是统一的，为什么？是让你必须通过制式教育，形成一个可供产业资本役使的劳动力要素，剥离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特性。为什么在现在制式体制之下，素质教育起不来，原因在产业文明时代，现在的制式教育体系是服务于产业资本的。

　　而到生态文明时代，意味着我们的教育、文化，应该转向生态文明内涵的多样性。农村、农业、农民本身是一个因和自然结合而本质上具有内生多样性的领域。就是自然界是多样性的，“三农”问题本身是和自然界、自然过程结合的，因此它内生的有多样性。

　　那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其实恰恰是要让农业从一般的经济从社会脱嵌，再回嵌到乡土社会，使农业本身具有的自然多样性的属性，跟农村社会文化的多样性的属性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社会化的农业。社会化农业就是社会广泛参与的农业。

　　把乡土文明复兴起来，希望大家都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