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砂股份, 我在中国证券报学到了什么 -百学财经

　　我在中国证券报学到了什么

　　杜跃进

　　戴上多空眼镜看世界

　　我是1994年下半年加入中证报的。老社长任正德之所以接受王坚的引荐，与《瞭望》领导协商调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看上了我此前多年的经济新闻报道经历。

　　罗列几篇当年所写文章题目，或可作为这段业务经历的注脚：

　　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1986.12）

　　推进经济现代化又一重大举动——评述中国加紧制订产业政策（1987.6）

　　安太堡——中国对外开放的“煤炭巨子”（1987.9）

　　腾起的春潮——珠江三角洲农村工业化洗礼纪实（1988.6）

　　中国高科技发展战略——从“863计划”到“火炬计划”（1988.12）

　　直面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1988.5）

　　海南，起飞前的变奏——探讨海南大特区的开发建设周期与变局（1990.4）

　　别无选择——小兴安岭启示录（1990.9）

　　在一个重大决策的背后——访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1990.11）

　　走向海洋——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1991.4）

　　政府的“进”与“退”——两会采访札记（1992.3）

　　千秋功业百年抉择——三峡工程风云录（1992.4）

　　国产化的期待——写在我国第一套大型合成氨国产化装置正式通过国家验收之际（1992.5）

　　非国有经济，一个不再敏感的话题（1993.1）

　　中小企业：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1993.5）

　　产权，一个绕不开的难题（1993.11）

　　矗立在黄浦江畔的里程碑——上海证券交易所三年历程述评（1993.12）

　　中国农业：转轨中的困扰（1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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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多”还是“利空”？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其背后融汇了供求变化、增长预测、通胀指数、政策调控、监管举措、投资策略、交易博弈乃至天灾人祸、地缘纷争、外交互动、贸易往来、仓储物流、科技进步等方方面面的信息。正因如此，资本市场上每日每时基于“看多”或“看空”的买与卖，从宏观层面看，具有国民经济“晴雨表”的功能；从中观层面看，反映了行业或板块的景气度；从微观实体看，表现为一家家公司估值的上升与下降；从投资者与投机者单体看，则是理性决策与非理性博弈的交织……不论如何，所有这一切，无不与每一个市场参与者的利益息息相关。

　　就这样，我似乎找到了在《瞭望》工作后期感觉的“少了些什么”。并且，随着对证券报道或狭义财经报道认识的日益加深，我的新闻价值取向一步步由“仰望星空”转向了“脚踏实地”。

　　由证券报道走向财经报道

　　回过头来看，可以说，正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为代表的证券报道的兴起，引领了我国经济新闻和财经新闻媒体的业务转型，使之更加贴近市场，对受众更为“有用”。

　　然而，一方面，随着证券市场的迅速扩张及其在金融体系以至经济全局中地位的日益提升，市场参与方对相关新闻报道和信息服务的要求也跟着水涨船高；另一方面，随着经济金融化、资产证券化、投资理财大众化趋势的日益发展，众多经济类乃至综合类新闻媒体群起而涌入资本市场的“围城”。于是，不断扩大报道领域，持续提升报道水平，由相对单一的证券报道或狭义财经报道，转向具有鲜明证券报道特色和优势的广义财经报道，成为证券类媒体面临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选择。换言之，当其他媒体纷纷“进城”的时候，证券类媒体势所必然地也要“出城”。

　　怎样“转向”与“出城”？至少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从报道视角看。如果说，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行，主要由投融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组成，早期的证券报道或狭义财经报道主要是站在投融资这个环节观察问题，那么，在走向广义财经报道的过程中，我们的视野自然要扩大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环节，全方位、多维度地观察和报道经济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全面的为受众提供“趋利避险”的信息服务。

　　当然，在变中亦应有所不变，即要坚持戴着“多”“空”眼镜，透过“钱眼”看世界。

　　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由股市到公司、由公司到行业、由行业到宏观、由国内市场到国际经济、由经济运行到分析预测乃至理论探讨……中证报迈着时快时慢的步伐，从证券报道或狭义的财经报道，“叠加”式地走向了广义的财经报道。正是置身于这一转型与发展进程，使我对传统经济报道与财经报道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前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政治，后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市场；

　　前者的主要功能是宣传，后者的主要功能是服务；

　　前者主要是为大局服务，后者主要是对受众负责；

　　前者又可被视作政经报道，后者则可被视作信息服务；

　　前者的历史渊源是机关报，后者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只能是市场经济……

　　需要说明的是，两者没有高低对错，只是报道定位与职责分工有别。两者也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只有报道重点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术有专攻，业有分工。理应让专业人员专心致志地做好专门的事，为人民群众提供特需的产品与服务。社会分工如此，媒体行业或媒体集团内部亦如是。这，或许是我在新闻价值取向上的又一次螺旋式递进。

　　以增进市场透明度为使命

　　我是幸运的。在中证报工作期间，尽管人手一直偏紧，工作一直很忙，但报社仍给了我两次参加国际培训的机会。

　　一次是1996至1998年间，参加了为期16周的环境与发展高级培训班，其间包括三次出国与多国学员一起学习交流。通过这个项目的学习，我在全方位开阔视野的同时，比较早地接触并树立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再一次是2004年夏，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参加了为期两月的财经媒体高级培训班。在这次培训中，一个我此前并不认识的英文单词Transparency(透明度)，在课堂上和讲义中被反复提及。当时，我只是翻词典了解了这个单词的中文语义，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在后来的工作和学习中，结合对信息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与思考，我越来越感受到了这个单词的意义和分量。

　　人类自有交易以来，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了一个永恒的难题：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通常表现是，买的不如卖的精。即与对所售商品和服务知根知底的卖方相比，买方永远处于信息弱势。中国那句老话，“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描绘的就是简单商品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现实经济生活中，怎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售后纠纷、投诉、维权？归根结蒂，大多缘于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

　　实体经济如此，虚拟经济又如何？

　　资本市场及金融市场的历史与现实表明，如果说，在实体经济的市场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现象比比皆是，那么，在虚拟经济的市场交易中，特别是包括股票在内的金融产品的交易中，这种买方与卖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存在种种为减少信息不对称而设计的制度与程序，如投行推介、会计审计、法律背书、信息披露、信用评级、上市审查、市场监管等等。在股票或债券发行人与投资人之间，在理财产品的发售者与买单人之间，在保险产品推销员与投保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大多数情况下，金融产品买方能够看到的，只是一份份不见实物且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产品说明”。

　　信息不对称的后果，一是有违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规则，使人们对市场体系失去信心；二是劣币驱逐良币，致使资源错配，市场效率降低。

　　由此可见，高效的市场交易、健康可持续的市场发展必然要求信息对称。而新闻报道的天职就是传播信息、消除不确定性、增进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正是基于这样的契合点，以服务于广义的市场交易为己任的财经报道的使命油然而生：最大限度地增进市场透明度，最大限度地减少市场交易的信息不对称。

　　记得《中国证券报》早年曾经发表过许多很有影响的深度公司报道，譬如，《大庆联谊案始末》（1999.12.4）、《胶囊里装着什么“药”》（2000.11.8）、《“四砂”：一个跌落的迷团》（2001.5.9）、《济南轻骑何以翻车》（2001.6.6）、《蓝田股权之迷》（2002.1.25）、《深发展15亿贷款流向何方》（2005.4.21）、《丝绸股份近4亿买地款去向何方》（2005.9.16）、《宝硕12.45亿体外运行与债权阴谋》（2007.3.26）、《国祥股份“矿”事五大悬疑》（2008.8.27）等等。这些报道在揭示大股东利用信息不对称、侵犯多数股东利益、掏空上市公司的阴谋与骗局的同时，与其他日常报道一样，为增进市场透明度，推进市场规范化建设做出了新闻人特有的贡献。

　　令人颇为无奈的是，在市场交易中，信息不对称似乎具有必然性甚至绝对性。这就使得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必然与财经媒体致力于减少信息不对称的主观努力，构成了一对似乎永远无解的矛盾。然而，正是这一矛盾及矛盾双方的互动，一方面注定了，财经报道犹如堂吉诃德战风车，是为理想而奋斗的永无止境的过程；另一方面也预示了，财经报道既充满挑战又具有无尽的发展空间。

　　固然，在推进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广义的市场建设与发展中，财经媒体的力量是有限的，财经新闻人也不可能包打天下，但是，作为一支超脱于市场各方利益的重要力量，我们永远不应该缺位、失语。

　　以上所写，拉拉杂杂，务虚多，纪实少，实在不像一篇纪念文章。为此，打油如下，聊记难忘的中证报岁月。

　　选题改稿签大样，夜班白班轮流转。

　　设计版面开专栏，有奖有罚订规范。

　　市场报道为“三公”，信息服务中小散。

　　心系民生与国计，但愿绿少红满盘。

　　力推采编数字化，首创报纸电子版。

　　评选公司与基金，排名颁奖办论坛。

　　你追我赶三大报，唯恐落后自扬鞭。

　　晨起报捆堆满街，仍忧信披未登全。

　　揭示真相不畏难，欲说真话须担险。

　　转变机制谈何易，体制改革难上难。